本書探究一個人或一個民族過節儉的生活，大致可歸于這樣三方面的原因：一是面對資源有限的理性考量；二是約束自身欲望的內在需要；三是尊重勞動成果的主體自覺。

節儉從遠古到殷商時期，就已經成為一種美德。古時賢哲早就意識到節儉在修身養性、優化風俗、治國理政等方面的積極價值，但尚未形成有理論、成體系的儉德思想。

中華民族的儉德思想濫觴于西周，春秋戰國時期逐步發展，特別是在諸子百家的爭鳴中形成了崇儉抑奢的主流思想傳統。

西周倫理思想的創立，標志著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誕生。中國古代的儉德思想也是在西周時期隨著“周禮”的成形而得到理論化。因此，中國古代的儉德思想濫觴于西周。《中華節儉美德的起源》一書認為：對于西周時期的儉德思想，主要可以從《易經》《尚書·周書》的相關記載來考察。

中國古代哲學專著《周易》里面涉及思想領域眾多，對于節儉亦有深刻認識。《周易》的儉德思想精粹主要集中在節卦中，其內容大致由這樣兩部分組成：一部分是節卦的卦義總論；另一部分是節卦的爻義分論。總的來說，《周易》在節儉問題上的態度是“崇儉”。《周易》共計六十四卦，卻單列節卦來論述節儉，可見節儉在這部哲學著作和當時社會文化中的重要性。

《尚書·周書》記錄的主要是西周時期的事件和言論，其中周公的言論最多。因此，《尚書》中《周書》的儉德思想，也可以說是周公的儉德思想。周公認為，治理之道在于明德慎刑、節用愛民。

《尚書》有云：“民之性命，在于谷食，田作雖苦，不得不為。寒耕熱耘，沾體涂足，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……君子之事，勞心與形。盤于游畋，形之逸也；無為而治，心之逸也。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，既知稼穡之艱難，可以謀心逸也。”

這就要求君主換位思考，了解底層勞動者種田的艱難困苦，才能讓自己即使處在安逸的環境中也能與底層勞動者感同身受。

崇尚節儉的傳統貫穿于人類社會的道德生活與倫理精神的演進歷程，這一傳統起源于在資源匱乏境遇中謀求生存的理性選擇，后來逐步成為一個在各大文明中具有較高共識度的倫理范疇……

中國歷代思想家更是注重從道德修養、立身處事、養生興家、政府開支、富國裕民等多個角度論證節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：孔子、孟子、莊子、韓非子、墨子等先秦諸子將節儉作為重要的道德規范，認為崇儉抑奢直接影響著個人的道德修養和整個社會風氣；老子將儉嗇視為治國和養生最好的方法——“治人事天莫若嗇”；唐代高道譚峭將儉德奉為“萬化之柄”；明清之際的唐甄、顧炎武等思想家將去奢崇儉作為“化天下”“養天下之心”或改革社會風氣的重要途徑。

節儉亦是古代家訓的重要內容，三國時的諸葛亮在《誡子書》中說“儉以養德”，將節儉奉為道德修養之基礎；宋代司馬光則在《訓儉示康》這一著名家書中警示兒子說，那些習于奢侈的人家，“今多窮困”；清代曾國藩更是多次在家書中教誨：“切不可貪愛奢華……無論大家小家、士農工商，勤苦儉約未有不興，驕奢倦怠未有不敗。”　　　　　（原載《北京日報》，作者為孫歡）